【禅宗的开悟与传承】第四章 大慧宗杲禅师与士大夫的交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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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宗杲往来的士大夫当中,最有名的,首推张九成。华梵大学何广棪教授〈张九成与释宗杲交游考〉[1],根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》《宝庆四明志》《咸淳临安志》《新续高僧传》《宋诗纪事》等文献,考证张九成与宗杲之交游。本章即依何教授之研究基础,再参考《大慧普觉禅师年谱》《云卧纪谭》《嘉泰普灯录》等文献而撰作。

大慧所处的年代,在北宋末、南宋初年。靖康之乱,金人攻陷汴京,掳走徽、钦二帝,北方沦陷,金人扶植张邦昌伪政权。当时无论士庶,大多主张与金人决战到底,而南宋高宗却打算苟安求和。秦桧巧妙的利用主战派与宋高宗之间的矛盾,掌握了政权,为高宗镇压反对和议的势力,岳飞父子便是在这种局势之下,被诬以谋反,而双双被杀。秦桧不仅违背朝野清议,他更利用秘密警察、司法和监察(言官)体系,而结党营私、排除异己。如《宋史.秦桧传》[2]所说:

桧两据相位,凡十九年,刼制君父,包藏祸心,倡和误国,忘雠斁伦,一时忠臣良将,诛锄略尽。其顽钝无耻者,率为桧用,争以诬陷善类为功。其矫诬也,无罪可状,不过曰「谤讪」,曰「指斥」,曰「怨望」,曰「立党沽名」,甚则曰「有无君心」。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,以授言者,识之者曰:「此老秦笔也。」察事之卒,布满京城,小渉讥议,即捕治,中以深文。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,伺上动静,郡国事惟申省,无一至上前者。

张九成和宗杲为秦桧所流放,事见《宋史‧张九成传》[3]:

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,从游者众,九成时往来其间。桧恐其议己,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,谪居南安军。

宗杲这一位伟大的禅师,《宋史》竟然只有这么简略的记载,而且是附在〈张九成传〉当中。但在禅门典籍《嘉泰普灯录》中,宗杲是张九成的老师,张九成只是宗杲七十五位得法弟子其中的一位。以今天的情形来看,知道张九成的人已经很少,可是宗杲的名气却始终响亮,只要是学禅的人,几乎都知道他。由此可见,《宋史》的编纂者,并未给予宗杲恰如其份的历史评价。

不只《宋史》如此,实际上中国正史的编纂,皆偏重于政治人物与儒家学者,而不重视宗教人物。然而,自六朝以降,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力早已不容忽视,正史却始终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,以致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,无法充分反映真实,必须参考佛家史籍,始能还其原貌。

宗杲弟子晓莹所著《云卧纪谭》记载详细的情节如下:

〔绍兴〕十一年四月间,老师升座,而张侍郎与法会。老师因说:「张魏公之兄昭远参圜悟,而圜悟谓其为『铁刬禅』。今山僧却谓侍郎禅为『神臂弓』,未免以偈见意曰:神臂弓一发,穿过千重甲。子细拈来看,当甚臭皮袜。」……逮五月间,侍郎遭台评,被及老师有衡阳之行。盖是时,朝廷议兵,而神臂弓之论颇纷纭,所以侍郎〈答何中丞[4]书〉,有「除帅在月末」之语。[5]

《宋史‧兵志》记载:

熙宁元年,始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、西上合门使李评,料简弓弩而増修之。若水进所造神臂弓,实李宏所献,盖弩类也。以檿为身,檀为弰,铁为镫子枪头,铜为马面牙登,麻绳扎丝为弦。弓之身,三尺有二寸。弦长,二尺有五寸。箭木羽长数寸。射三百四十余步,入榆木半笴。帝阅而善之。于是神臂始用,而他器弗及焉。[6]

谓神臂弓为北宋神宗熙宁元年(1068年)研发而成的先进弓弩,有效杀伤射程达三百四十余步,为他器所不及。部队配备神臂弓,因而战胜的记载,于《宋史》中屡见不鲜,可知神臂弓为宋朝最重要的军事武器。

宗杲神臂弓偈,以戏谑之语称赞张九成,其实与讪谤朝政无关。但宗杲素具爱国情操,与其往来之士大夫,率皆不齿秦桧作为,秦桧早欲拔之而后快,此事遂成为绝佳的借口。

秦桧于绍兴十一年(1141年)四月二十八日解除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三帅兵权。这件事当时引起民间清议沸腾,秦桧深为忌惮,必须找人来开刀,于是便有詹大方上奏朝廷:「近者朝廷延登功臣,置之枢筦,而异意之人不顾安危,鼓倡浮言,诳惑众听。如九成者,实为之首,宗杲从而和之,恣行诽讪,务欲摇动军政,以快其私,伏望严赐处分。」[7]

张九成〈答何中丞伯寿书〉说:

九成忽弃老亲,此心痛割,欲死无路,四月十四奄经百日,顾此冤苦无所舒豁。径山老人,道眼明彻,超然在生死之表,而一众凡千七百人,皆不为名闻,精心学道,宜饭此处,可以少慰先考之心。是日登山,十八下山,而除帅在月末,事理昭灼,当益安命义。[8]

换句话说,神臂弓偈作于四月中旬,而朝廷却是在绍兴十一年四月底解除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三帅兵权,二者根本无关,但以当时的政治环境,九成之申辩,并未发生任何作用。秦桧推行和议、镇压反对势力,这一年十二月岳飞即被「赐死」于大理寺[9],宗杲和张九成被流放,同岳飞父子被诬杀比起来,宗杲和张九成要算幸运多了。

由于张九成和宗杲的交游列入正史,以致很多人一提起与宗杲往来的士大夫,便只知道张九成。事实上,与宗杲往来的士大夫,有文字记载的,至少有数十人之多。据主持宗杲丧事的临安府察判罗公旦的祭文(以下简称为〈祭文〉)记载:

士大夫恪诚扣道,亲有契证,如参政李公邴、侍郎曾公开、侍郎张公九成、吏部郎中蔡公枢、给事中江公安常、提刑吴公伟明、给事中冯公檝、中书舍人吕公本中、参政刘公大中、直宝文阁刘公子羽、中书舍人唐公文若、御带黄公彦节、兵部郎中孙公大雅、编修黄公文昌、楞伽居士郑昂、秦国夫人[10]计氏法真、幻住道人智常、超宗道人普觉。[11]

「恪诚扣道,亲有契证」,表示这是一张得法弟子的名单。还有一张名单,是亲近求法的士大夫弟子:

抠衣与列,佩服法言,如内翰汪公藻、参政李公光、枢密富公直柔、侍郎刘公岑、侍郎曾公几、侍郎徐公林、枢密楼公照、尚书汪公应辰、左丞相汤公思退、侍郎方公滋、提举李公琛、侍郎荣公薿、尚书韩公仲通、内都知昭庆军承宣使董公仲永、成州团练使李公存约、安庆军承宣使张公去为、开府保信军节度使曹公勋、中书舍人张公孝祥、御带宁远军节度使黄公仲威、直殿邓公靖、无住居士袁祖岩。[12]

这篇祭文提到士大夫都是用本名,不像《语录》和《年谱》大多是以字称之,幸亏有这篇祭文,才让我们得知若干重要人物的本名。这篇祭文列为「恪诚扣道,亲有契证」的士大夫有十七位,但是禅门典籍承认的,其实并没有那么多,例如《嘉泰普灯录》[13]记载宗杲法嗣,共有七十五人,〈祭文〉归类为悟道的士大夫弟子,在这里却只有侍郎张九成、参政李邴、宝学刘彦修(即刘子羽)、提刑吴伟明、秦国太夫人计法真、门司黄彦节等六人。为什么会差距那么大呢?因为后者显然是采取较严格的标准,还有几位已经是他人的法嗣(例如给事中冯檝《嘉泰普灯录》将他列为龙门远禅师法嗣[14],侍郎曾开列入灵隐佛海慧远禅师法嗣[15]),因而不列入宗杲的法嗣。

另外,秦国太夫人计法真,和御带(宦官)黄彦节,是否可以算是士大夫呢?也许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,但既然〈祭文〉中已把他们算做士大夫,而且他们也是重要的人物,因此本书也把他们纳入研究的范围。

除了〈祭文〉所列的士大夫,秦国太夫人计法真的二个儿子,直徽猷阁张滉和丞相张浚,也是很重要的人物。计法真是宗杲的得法弟子,已在〈祭文〉中列名。张滉和张浚则是克勤圜悟禅师的得法弟子,在辈份上是宗杲的师兄弟,不能算是宗杲的法嗣。张浚曾推荐宗杲到径山担任住持,并为宗杲撰写塔铭。张滉是张浚的兄长,字昭远,克勤圜悟曾称赞他的「铁刬禅」,与宗杲有书信往来。

大力帮忙宗杲的士大夫,还有丞相张商英、太宰王大观等人,他们算是宗杲的长辈。

在以上的名单中,张商英、李邴、张九成、吕本中、刘子羽、唐文若、汪藻、李光、富直柔、楼照、汤思退、张去为、曹勋、张孝祥、张浚等人,于《宋史》都有传可查。儒家典籍和禅门典籍,在记载这些士大夫的事迹时,显然各有侧重之处,将二者同时铺陈出来,并比较其间的不同,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。

和宗杲交游的士大夫当中,最重要的当然是宗杲的悟道弟子,底下三章便是他们的生平事迹。


[1] 收于何广棪(2004),《硕堂文存五编》,页138-141,台北:里仁书局。

[2] 《宋史》卷473。

[3] 《宋史》卷374。

[4] 何铸,字伯寿,余杭人,登政和五年进士第,历官州县,入为诸王宫大小学敎授、秘书郎、御史中丞,《宋史》论其为「附丽秦桧,斥逐忠良,以饕富贵」。详见《宋史》卷380本传。

[5] 《云卧纪谭》卷2 (CBETA, X86, no. 1610, p. 682, a6-20 // Z 2B:21, p. 23, d10-p. 24, a6 // R148, p. 46, b10-p. 47, a6)

[6] 《宋史》卷197〈兵志〉第一百五十。

[7] 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40。

[8] 载于《大慧普觉禅师年谱》绍兴十一年条。

[9] 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43。

[10] 按,应为秦国太夫人之略称。

[11] 载于《大慧普觉禅师年谱》隆兴元年条。

[12] 载于《大慧普觉禅师年谱》隆兴元年条。

[13] 《嘉泰普灯录总目录》卷2 (CBETA, X79, no. 1558, p. 283, a7-b31 // Z 2B:10, p. 15, a2-c10 // R137, p. 29, a2-p. 30, a10)

[14] 《嘉泰普灯录总目录》卷2 (CBETA, X79, no. 1558, p. 282, a1 // Z 2B:10, p. 13, d17 // R137, p. 26, b17)

[15] 《嘉泰普灯录总目录》卷2 (CBETA, X79, no. 1558, p. 284, a12 // Z 2B:10, p. 16, a9 // R137, p. 31, a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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